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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何图形的世界

每一代人都有着各自不同的青春,当青春远逝的时候,能够重新走回青春,实属不易。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抹不去的记忆----袁正芳 [原]  

2006-04-23 16:10:12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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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十月十四日晚,我早早地坐在了电视机前,为的是一睹上海东视新闻娱乐频道播出的专题片《回家》。
      随着镜头的推移,一张张熟悉的脸庞映入了我的眼帘。阔别了廿七年后,和场友们又重逢于荧屏上。老了,都老了。两鬓斑白,额上皱纹纵横。如果不是字幕打出了这些老知青的姓名,两人即使相逢在路上,也不敢相认。桓久保——这个曾经和我在农场里睡过上下铺的“室友”,因种种原因留在了北大荒。见到他,我泪眼婆娑,谈不上和他有多少交情,只觉得命运这玩意太捉摸不透,同样是响应毛主席他老人家号召去了黑龙江,而他却将永远留在了北大荒,为了伟大的“上山下乡”运动,献了青春又献子孙。
      尽管专题片只放了短短的三十分钟,但我的思路却回到了三十五年前。一九七○年五月九日,这是我和许多知青一样终身难忘的一天。那天,天上下着蒙蒙细雨,一夜未曾合眼的我早早地起了床,因为这一天年仅十六周岁的我将告别父母、离乡背井,到千里之外的黑龙江北安农场去务农,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。在母校集中后,老式的公共汽车把我们送到了彭浦车站(现在的北郊车站)我们将在那里踏上人生的征途,到广阔的天地去当鸟飞、当鱼游(当时流行什么天高任鸟飞,海阔凭鱼跃等等豪言壮语)。在绿色的火车车厢两旁,头戴安全帽的“文攻武卫”战士们精神抖擞地站在雨中维持秩序,不让送行的亲人们越雷池半步。车站广场的喇叭里反复地播放着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》的乐曲,到如今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放这样的曲子,是要把我们当鬼子砍呢,还是让我们到黑龙江去砍鬼子,莫名其妙,百思不得其解。就象巴甫诺夫的条件反射定律一样,如今我只要一听到这首乐曲就浑身不自在,不寒而栗。特别是今年在庆祝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日子里,听到其他**歌曲后,给我的是振奋和自豪,惟独听到这首歌曲时就生出些许伤感来。真正伤感的时间是在火车头连接车厢撞击的一刹那,大家都以为火车启动了,只听见广场上下哭声雷动,场面之壮观比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时逊色不了多少。而与此同时,滑稽无比的是车厢两旁“文攻武卫”战士们口中念念有词,仔细一听,原来他们在背诵伟人的一句名言“下定决心,不怕牺牲,排除万难,去争取胜利”。噢,原来他们在练“定身术”,生怕一不小心受到环境感染,情不自禁地泪飞两襟,那将有损于工人阶级的光辉形象,那罪行就大了。在那个年代里是没有什么游戏规则的,今天你是红的说不定明天你就黑了。
      火车开开停停,经过漫长的三天三夜旅程,当我拖着浮肿的双腿在北安县(今北安市)北面30里一个叫二井的小站下车时,眼前的情景让我惊呆,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—荒凉,绝对荒凉。从繁华的都市来到这里,强烈的反差让自己无论如何接受不了这个事实,一个问题反复地在问自己——难道我要在这里生活一辈子?但面临的事实也只能接受。我们是到北安农场的第一批上海知青,而且基本上都是来自虹口区的各个学校,来自杨浦区的上海知青要比我们晚半个月到达。在我们之前,农场已有来自北安、牡丹江、哈尔滨及齐齐哈尔昂昂溪等地的北方知青。他们来火车站迎接我们,敲锣打鼓地向我们伸出了热情的双手。也许是他们的热情感染了我,使我悲伤的心情得到了一些宽慰,北方人的热情确实名不虚传。
      到农场后,生活关对我们从小生活在大城市的人来说确实是个不小的考验。农场缺水,我们知青生活用水的那口井有80多米深,足足抵得上上海国际饭店的高度。我们去的那年,打水还没用上泵,全靠四个“二劳改”(当地俗称,即刑满释放留场就业人员)光着膀子,摇动轱辘,一桶一桶地把水摇上来,倒在蓄水桶里供大家使用。由于井太深,打上来的水即使在大伏天也是冰凉透骨,再因人多,水经常不够用,所以每到收工之后,经常会发生“抢水事件”。在就餐方面,农场确实要比插队落户强多了。农场有自己的知青食堂,一日三餐有保障。但在那个物质严重匮乏的年代里,除了逢年过节或者农忙时能闻到一些荤腥味外,平时伙食质量基本上在第三世界水平上。主食馒头外,每天就是猴子敲锣——嘡、嘡、嘡(汤)。印象最深的是,白菜土豆汤在一年中起码要和它相拌半年之久。住宿方面,尽管农场基本上住砖瓦房,但睡炕的滋味对睡惯木床的南方人来讲,实在不习惯。一般是十来个人睡一铺炕,脑袋向外脚朝里。晚上进寝室冷丁一瞅,呵,睡在炕上的人脑袋就像打开的火柴盒里的火柴头一样,一颗颗排列得还挺整齐的。尤其是有些大宿舍,几十号人睡在里面,那场面才壮观呢。这样的大寝室一般还兼有会议室的功能,晚上的政治学习基本上都是在那里进行的。那样的大寝室知青嬉称它为“威虎厅”。那时还没有寝室长,不然的话,寝室长就要光荣地当选为“座山雕”了。
      农场生活的艰苦,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困苦,最主要的还是精神上乏味带来的精神空虚。当时都是20来岁的小伙子大姑娘,谁受得了整天除了沉重的农活和枯燥的政治学习?大家需要有自己的娱乐生活,但那个时候唯一能给大家带来娱乐就是到场部去看电影。尽管当时放的电影除了“三战一女”(就是《地道战》、《地雷战》、《南征北战》和《英雄儿女》)黑白老影片外,很少有带色的新影片和大家见面。但大家还是看的津津有味。因为这是能给大家唯一带来欢乐的内容,它能使大家暂时忘却疲劳、痛苦和乡愁。
      我在北安农场工作了八年。八年中,我养过蚕,种过菜,锄过地,割过麦子,收过土豆,在寒风中一身臭汗地脱过粒。我还当过仓库保管员,并在场部机关工作了几年。我在农场的八年生活经历谈不上一帆风顺和坎坷,但这几年的经历也可谓丰富多彩。有时我在想:我在农场生活工作了八年,**战争也是八年,那么,离开上海彭浦车站时,那首反复播放的抗战乐曲,冥冥之中是否在暗示着我什么?也许人生的天机不可泄露……。
      知青作家肖复兴在《黑白回忆》一书中写到:“每一代人都有着各自不同的青春,当青春远逝的时候,能够重新走回青春,触动青春,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因为真正重新走回和触动曾经拥有过的真实青春,需要毫不遮掩的回忆和审视,而这是需要勇气的”。人生的历史往往就是这样,翻过去的一页,很难再想翻过来审视。有人对我说:“上山下乡”是那个年代造成的一场恶梦,多少人的美好青春在苦难中逝去。也有人对我说:“上山下乡”的经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,我们在那里知道了人生的意义。应该说,两种说法都有自己的理由。爱因斯坦曾经说过:视点的角度不同,观点必然不同。两种说法孰是孰非,我们不去评论,但“上山下乡”磨练了我们的意志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尽管当年的黑兄黑妹中有不少人下岗失业,他(她)们生活维艰,但他(她)们从来没有在困难面前退却过,也没有向命运低过头。他(她)们继续在和命运抗争着、拼搏着。他(她)们相信太阳每天都会升起,太阳每天都会灿烂……。
      我要感谢上海东方电视台的《回家》专题片,是她让我重新打开翻过去了的历史一页,让我能把现在和过去的间隙连接起来,从而得到一些启示,把未来的路走的更踏实一些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2005年10月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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